大舜，是中国古代的明君、贤臣、孝子的典型。他勤政爱民，提倡礼乐，选贤与能，躬行禅让制度。他不但受到人民普遍的爱戴，尤其受到孔子、孟子等儒家开山大师的推崇，所谓“仲尼祖述尧舜”，“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称尧舜”。儒家传习的“五经”，其中最早的一部《尚书》（《书经》的第一部分即是《虞书》），包括《尧典》（后人分为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)、《皋陶谟》（后人分为《皋陶谟》、《益稷》两篇），以及《夏书》部分的首篇《禹贡》，都是记载尧、舜、禹的史迹的，其中心人物则是大舜。这些记载，寄托着儒家的太平盛世理想，故而历代儒家人士，无不抱有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（杜甫诗句）的愿望。

我国传述古史最早的是孔子，他“好古敏求”，然而其所知道的最早的君王则是尧舜禹，儒家传习的“五经”，乃至最早的私家蓍作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，也是如此。到了战国以后诸子蜂起、百家争鸣的时代，各派学者纷纷托古改制，各自捧出一个古“帝王”来作为自己学派的招牌，形成古“帝王”越造越古，层出不穷的恶性运作。这种“层累的造史”（近人顾颉刚语）活动，愈演愈烈。黄帝、炎帝等“五帝”，已然明显是战国五行学说兴起后的产物，而在构造炎黄之后，又推出什么比炎黄更早的有巢氏、燧人氏、伏牺氏、乃至什么大庭氏、赫胥氏、葛天氏、无怀氏等等，以至又造出了更古的天皇、地皇、人皇，最后又出现个盘古。物极必反，造到后来，就使人一概不信了。

近年以来，学术界大都从过激的疑古主义转向切实的研究，从认为“禹是一条虫”，转而肯定夏王朝的存在，既如此，禅位于夏禹的尧、舜，既有早期儒家传习的史书可据，当然不是子虚乌有的伪托。综合古文献及新近发现的实物资料。大舜的时代与龙山文化后期相当，约在四千年之前。那时青铜器刚有少量出现，而文字的雏形也在少数人中间使用。农牧业、纺织业、制陶及某些工艺的发展，已足以促成国家政体的发生。孟子称大舜是“东夷之人也”。近年我国东部考古的发现，足证那时确有一个昌盛的东夷文化圈，是它孕育孳生了齐鲁文化。齐鲁是我国主流学派儒家的发祥地，儒家思想来源于尧舜也是显然不争的事实。了解大舜，有助于认识中华文化，有助于理解中国人的心态内蕴，也有助于探索人类精神活动的密码。

　　　　　本部分内容参考徐北文先生《大舜传》,在此表示感谢。